上去,怎么可能做出这种自毁长城的事情来?
当然,说到告缗令,李翊也不得不感叹,古人其实一点都不笨。后世总觉得古人重农抑商,纯粹是观念问题,实则不然。汉武帝手段是很厉害的,只是国家太大,他实在找不出既能让国家从商业中受利,又能细水长流的征税办法来。
“这种办法当然不能用。”李翊摇摇头,再次宽了糜竺的心。
告缗令比杀鸡取卵的还要糟糕,这项法令的最终结局,就是把民间的商业一棍子打死,使得商人与地主、官僚合流,催生出了大量官商,最后变得形同虚设。
国家和百姓都无法从商业活动中受利,政府财政日渐窘迫,民间的贫富差距也拉得越来越大。
抛去大航海时代那些或浪漫,或惊险刺激的色彩,大航海时代其实那就是欧洲各国竞赛似的,展开的一场全面商业扩张。
李翊打算在河北全面实施的新政正是以此为蓝本制订的,想以此来主导华夏未来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格局,又岂会如此急功近利?
商业是让财富流通起来的唯一途径。而财富这种东西就像是水,流动起来才会越变越多。一潭死水只会逐步消亡。
“只要制订合理的税率,算缗这种方式就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吧?”华夏历代雄主都没法解决的问题,李翊当然也没办法轻易解决,他只能尽量提出合理的方式。
李翊的话音刚落,国渊就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说道:“主公,可是商人趋利,若没有人告发,也不严加监督,就算登记造册,登记到的数值恐怕也不可靠。税率本来就低,再被人偷税漏税一番,各地衙门劳师动众收取的税款,说不定会得不偿失。”
国渊是个很标准的读书人,他对商业的理解,不比商鞅高多少。
而且作为主管如今河北三州二都护府,面积高达千万平方公里地盘的屯田事宜的屯田中郎将,国渊的目光自然是放在了农业上,因此他总觉得鼓励商业是不务正业。虽然战时可以享受到一些便利,可等到战争结束,商业终究还是得退到次要位置,将国策导回重农的正轨。在他看来,李翊之前的政令,应该就是为此而做准备的。
李翊将商人和官僚区分开来,严令官员以及官员的家族不许经商,因此,国渊对商业变法一直没怎么在意。可今天看来,主公似乎很认真的在讨论建立商法的可行性,他就不得不打起精神,好好的给主公泼几盆冷水了。
“子尼所言甚是。”王修附和道,“商人盈利,不在于在家守业,须得在外奔走经营。若其有心避税,大可常年在外不归,如此一来,他家乡所在之地,又如何统计其经营所得?令其完税?”
大将军府的幕僚之中,内政方面,除了寇准、田丰、荀彧等人之外,就以国渊、王修的资格最老了,他们可是在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就跟随李翊的,算是最早一批投效到李翊旗下的人才。
因此这两人一开口,说的又是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观点,气氛顿时为之一变。除了寇准、田丰等位列九卿,已经开始注意起自己身份的人之外,其他人都在点头,跃跃欲试要发言的人也不在少数。(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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