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救济的“贫民”,他们以什么标准来评判?显然就是靠地方官吏,这就给贪官污吏留出了很大的施展空间。我们有理由认为,被劫的未必是富人,接受救济的,也未必是穷人。好比今天有人开着奔驰宝马领低保、公租房,而有些穷人却因材料问题而领不到。经是好经,被坏和尚念歪了。——6月,朝廷派出了几十名中央特派专员,下到地方各州郡,强行搜刮百姓的粮食。这些中央特派专员如狼似虎,甚是严苛无情,只要发现有人胆敢藏匿粮食,当场诛杀。这就是朝廷对百姓公然抢劫了。这次强征民间口粮的直接后果,就是本年9月“州郡二十七蝗,饿死者数十万”,一个月就饿死几十万人,蝗虫表示这个锅不能全背。随着年底与契丹的战争正式爆发,后晋朝廷的财政更加吃紧,粮草、军饷、战马等战略物资严重匮乏,于是,石重贵对民间的盘剥更加严重了。开运元年——正月,“诏率天下公私之马以资骑军。”抢民间马匹。——3月,“诏天下抽点乡兵,凡七户出一士,六户资之,仍自具兵仗,以‘武定’为军号。”强行征兵,老百姓要么上前线当兵,要么就出钱,至于上前线的这位民兵,年龄、体质等均不重要,而且盔甲武器战马等需要自备,“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上前线的这位民兵,也许是位四五十岁的老农民,也许是体弱多病的病秧子,反正都是送去当炮灰的。可想而知,这支“武定军”的战斗力如何了。——4月,“分命文武臣僚三十六人往诸道州府括率钱帛,以资军用。”再派中央特派专员,下到地方抢钱。无论是奉旨抢粮,还是奉旨抢钱,地方官吏们的工作积极性都相当高涨。朝廷依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给各地下达了不同的指标,放心,所有地方都超额完成。朝廷知道细水长流,然而虎狼吏们却要竭泽而渔。比如洛阳,朝廷分配的任务指标是20万贯,时任洛阳留守景延广,很快就从百姓口袋中抢到了37万贯,还不打算收手。他的幕僚卢亿实在看不下去去了,就劝他说国家遭遇严重的困难,迫不得已,才向百姓量力搜刮,你已经身兼将相,地位之崇高已经到达了顶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你如此贪婪无度,就不怕将来连累子孙吗?景延广羞愧不已,这才止步于37万贯。当然,这37万贯未必是实际数额,各级官吏之所以高效,是因为他们可以打着皇上的旗号,名正言顺地抢钱,然后中饱私囊,超出指标的钱,很大一部分都是流进自己的口袋。再比如兖州节度使安审信,之前就以修筑城墙、应对战争的理由,向当地百姓强行摊派,搜刮来不少钱财,当中央特派专员到兖州时,安审信恰巧不在办公室,中央给兖州的指标是10万贯。特派专员逮捕了安审信的仓库管理员,命他打开仓库,里面满满的都是钱囤,特派专员随便打开了其中一只钱囤,里面的钱就超过了10万贯。特派专员呆立当场,望着满满一仓库的钱囤,不禁感叹,这孙子究竟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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