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汇率又波动,所以崩了。巴西则经济体量比较大,挺了过来。
所以说外汇债券不能多买,也不能不买。把握好偿还能力和周期,别陷入利滚利和汇率陷阱,那绝对是有益的。
而顾骜眼前看到的这两份文件,绝对是外资委和中信信托成立后、发外债融资的第一枪,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极为重大。
弄好了,成为一个样板典型,将来西方国家的资本都愿意来认购中信债。
弄不好,说不定会堵住一条重要的融资渠道。
副主任与顾骜反复确认,相信他完全理解了这事儿的重要性后,才有些难以启齿地说:
“不过,这几天我和主任、老板反复开会,发现要打响这融资100亿日元信托债的第一枪,难度不小啊。
目前中信公司缺乏一笔能让曰本富商们信服的、在曰盈利稳定、知名度够高的投资历史业绩。曰本人不相信中信的选项目眼光,依然怕中信是被国家的行政意志逼着选项目、盈利前景不好……”
这两个工程要融日元债,顾骜是心知肚明的。因为宝钢的立项,就是去年伟人访日参观君津钢铁厂后定下来的,用的是全套君津的技术和设备。后来的仪征化纤,也需要大量曰本设备。
买日货,当然融日元债就行了,不用多此一举搞美元债。
而事实上,按照原来的历史发展轨迹,无论是仪征化纤还是宝钢,其日元债发债确实不太顺利。
谈判持续了很久,找让日方信服的“历史投资业绩”也找了很久。大约到1981年才最终谈妥,发出了第一笔的100亿日元债。
而仪征化纤也因为缺钱停工了两年,到82年才正式开工、一期84年投产,比最初计划耽误了两年。
可以说,如果国家能让中信提前一两年证明自己的投资信用、拿出历史业绩,打响外汇债第一枪。那么这两项国家级的超重大工程,都是有可能早两年开工投产、形成创汇现金流的。
“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尽管有不详的预感,但顾骜还是只能硬着头皮问。
他相信对方应该不是直接耍横,而是会给一些交换条件。
毕竟自己也是鞍前马后立了功的人。
何况如果真的不尊重个人财产,国家尊重投资的信用会受损的,外国人会不敢来的。这是做给曰本人看的样板工程,容不得任何强迫与瑕疵。
副主任便开门见山了:“从你跟邵爵士的洽谈合作过程中,我们也知道的,你在一家港资公司有股份,那家港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个香江的知识产权业主,另外,还有一位内地刚刚过去的、原外交部的女同志,有5%的股权。
这家公司是电子产业的,属于高新技术,产品创汇的绝对金额虽然不大,但我们也注意到,全部是在曰本市场创汇,而且利用独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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