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了顾骜的计策,从来都是不墨迹的。
顾骜终于露出了贼笑:“我建议你,拿出个成本50万左右的产品、毛利报高一点,虚称100万,然后找几个铁路局捐献出去。就当是丰富人民生活、让更多老少边穷人民能看到新闻连播、帮助宣传国家开放成果。
具体监控方法嘛,你可以指定用途,让各大铁路局别把东西弄到领导家里,而是确保装到各个地级市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甚至门口。装好后,要求有关部门拍几张实际投放状态下的照片回来。”
顾骜的说法,已经可以尽量防止截流挪用,如今的人思想至少比20年后纯洁些,胆子也小。外商戴帽子过来的物资,敢明目张胆截流的不多。
就算有,只要是少数,顾骜也认了。
因为这几十万花下去,绝对比正儿八经渠道的广告,效果要好得多。
各地报纸肯定也会作为政绩疯狂吹嘘的,比如“我市火车站惠民项目如何如何、与民同乐如何如何、送电视下贫困市如何如何……”
如今的地方新闻本来就少,记者们都愁没大事儿填满格子呢。
韩婷暗暗觉得不错,却也嗅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
“办法是不错,但怎么总觉得你另有企图?你小子不会连我都算计了吧?不然你都把汉乐的股份抛给我了,还帮我出谋划策?”
顾骜也不想瞒着韩婷:“我确实也有一点点私心,但总的来说,绝对是你得到的好处多我是觉得,暑假结束之前,我投资合拍的《沪江滩》,就要在内地上映了,首映看到的人民太少,我也觉得惋惜嘛。能让更多偏远贫穷地区的人民丰富精神生活,这总不是坏事吧。
而且我有自信,央视在看到我的节目的收视率、尤其是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读者来信数量,肯定会多重播几次的。”
顾骜虽然有抢占空白品牌心智的想法,但毕竟是做了好事,各方都捞了好处。
至于央视“看到收视率”后决定多重播,只是顾骜随口说的。
如今央视不管放什么东西,只要是黄金时段,收视率70%以上都是轻轻松松,凡是有电视机的,几乎没有舍得不看的,节目再烂也看。
所以决定重播的最主要因素,还是观众的来信、来电这些反馈。
韩婷斟酌再三,终于决定采纳。
她也一事不烦二主,直接让顾骜给她说些操作层面的细节。
顾骜一边回忆着前世看的堀北真希《乌梅酱先生》、结合如今的切身体验,分析道:
“要在站前广场和候车大厅里看电视,区区十几寸的屏幕,让人隔着几十米围观,根本看不到什么。电视机尺寸再大也也没用,充其量只是一个影影绰绰的印象。
所以关键是要给电视机配很大功率的音响,而且最好分不同位置放好几个。靠bg和台词来让观众感受氛围。
说白了,还是免费广播时代的传媒套路,只不过比广播稍微多了点辅助脑补的提纲性画面。毕竟视觉信号的共享性太差了。不如大功率喇叭,随便一吼让整个体育场几万人听见都很轻松。”
“行,这事儿我下个月就开始操办。”韩婷也是懂点儿宣传理论的,听了深以为然。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30年代电视在西方就出现了,却整整20年都没能成为大众传媒和宣传工具、罗斯福和希特勒仍然在借助广播因为广播是对受众富裕程度门槛最低的宣传方式,哪怕赤贫的乞丐,在街上一坐,照样能听到总统的“炉边谈话”或者元首的“意志胜利”。
同样的,很多人恐怕都没想到,一直到1985年为止,其实全中国合法收入最高的文娱传媒演艺界人士,是说书的单田芳老师。
人家早在1962年最困难的时候,还没上电台,光靠小场子走穴就能赚四五千一个月,有十几块劳力士手表。79年后上了电台,按收听率有奖励,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虽然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出的收听率奖励极低极低,但架不住最后统计上来有6亿人收听。(当时电台没那么多节目,会轮播。所以重播的时候你还开着收音机,会被统计两次。这是算法导致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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