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本事在宣传口做点工作,帮助信息上传下达……说不定既能利国利民,自己还能捞到点名声和口碑。”
顾骜是很有分寸的,他深知哪些历史节点能碰哪些不能碰。
比如,那种“插旗砍旗”的东西,哪怕是宣传口写写文章的,他也绝对不敢碰,那是有可能死或者坐牢的。
无论是一派的《学好文件抓住纲》,还是另一派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哪怕你是金陵大学马哲系的教授,写了这种级别的文章,都会被冷宫几年,等斗争分出胜负了,压对宝的才会瞬间升迁。(比如那位金陵大学马哲教授,分出胜负后就成了江南省的宣传部高官。)
但是,另一种宣传和辩论口的工作,却是普通记者或者中央名校大学生能碰的——那就是帮忙上传下达、或者负责对社会现实进行解释追认。
因为这种事情上,国家其实已经统一意见决定要这么做了,只是缺一块理论或者事实方面的论据遮羞布,不好意思公开做。你给上面不小心递了一块遮羞布,这是不犯忌的。
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合法化,有时候仅仅只是看这个例子什么时候上达天听了。听到得早,合法化就早。
就像二战中,罗斯福总统和李梅将军,其实都想拿燃烧弹轰炸东京的非军事区,只是被“屠杀平民”这个恶名所困,没脸下手。
这时候,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们主动告诉李梅将军“因为曰本特殊的军工产业结构,导致其并不像我们美国那样有全面的社会化大生产。曰本人将大量初级零件分包到普通家庭作坊加工,因此轰炸东京非军事区不算屠杀平民,而是打击曰本的军事工业”。
这遮羞布一递,李梅立刻大手一挥,烧死了十几万东京平民。
如果那个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能早3个月告诉李梅那篇论述,说不定东京也会早炸平3个月。
但即使美国战败了,要枪毙战犯,也只会枪毙李梅,不会枪毙到那几个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头上的。
这种买卖,简直太适合读外交学院的顾骜了,外交官不就是做这种卖嘴皮子颠倒黑白的事情么。
……
顾骜正想到得意处,年广久放开三轮车手刹的“哗啦”声,却把他从沉思中惊醒。
他抬头一看,发现年广久已经蹬着三轮车飞驰逃跑了,跑的时候还不忘分出一只手,把写着招牌的硬纸板往车箱里一塞。
十几秒钟之后,就有两个穿着马甲、临时掏出红臂章往袖子上别的家伙,匆匆忙忙冲了过来。
“看清楚了么?车上的硬纸板是不是写着‘傻子瓜子’?”眼看没追上,为首的一个胖子就气喘吁吁地问身边的跟班。
“队长,看清了,真是他。可惜又被跑了。”手拿红漆木棍的瘦子跟班回答道。
“狗叼滴!都穿便衣了还这么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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